她们爬山去找胡金铨喝酒,然后花一年时间修复了《空山灵雨》

原标题:她们爬山去找胡金铨喝酒,然后花一年时间修复了《空山灵雨》

“爬山”的梗让《隐秘的角落》出圈,也让秦昊成了披荆斩棘的哥哥。现在很多人听到这句很“秃然”的邀约,想必都会不寒而栗了。

然而当看到《数电影的人》中的两位小姐姐带着一瓶白酒爬山到胡金铨的纪念碑前时,不禁热泪盈眶。那一刻,她们变成了“侠女”。

她们爬山去找胡金铨喝酒,然后花一年时间修复了《空山灵雨》

这两位小姐姐是台湾电影资料馆的数位扫描员,彼时正在修复胡金铨的武侠代表作《空山灵雨》。

《数电影的人》是一部相对简短的纪录片,纪录了电影资料馆中各个岗位工作人员的日常,没有特殊的剪辑叙事手法,如同这些工作人员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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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也包含了电影修复工作的全过程:从搜集/收集胶片、整理/保存胶片,再到修复胶片、数码扫描、画面修复,同时还要调色、修声,声画合成后再做输出。

而之所以他们和她们被称为“数电影的人”,因为在这些工作人员眼中,电影的单位不是一场、一部,也不是一处情节、一个镜头,而是“一格”。一格格地修复,一格格地扫描,一格格地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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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纪录片选取了几个代表性的事件,比如退伍老兵找记忆中的《国歌》、修复胡金铨导演的《空山灵雨》、连燕石委托修复《丁兰二十四孝》,中间还穿插着介绍了收集、保存、修复的日常工作内容。

1873年被发明的胶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保存百年以上,但很多时候都会出现损伤,比如脏点、划痕、噪波、霉斑、抖动、闪烁。所以当胶卷整饬员邱继谚拿到胶片时,主要工作就是检查确认胶片损伤的情况,然后进行物理修补,继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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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项工作结束后再交给数位扫描员潘琇菱,如果不出意外,一秒钟可以扫三格胶片,一部90分钟的2K电影三天可以扫描完成。

但这其中但凡有点纰漏,比如物理修补的位置有裂痕,甚至清洗时候还有一些毛发之类的,扫描就要重新开始。

这还只是从胶片到数码的过程,最难的是在数码画面的基础上修复,比PS可要难很多了。

“拍照三分钟,修图三小时”的自拍在修复电影这件事儿上完全没有可比性的,据潘琇菱介绍,修复《空山灵雨》的过程中,两个工作人员每个月最多修复10分钟,而这部120分钟的电影至少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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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其中一个事件,而纪录片中还展现了几部已经修复好的作品,比如1931年卜万仓导演、阮玲玉主演的《恋爱与义务》,1960年岳枫导演的《丈夫的秘密》,1963年李行导演的《街头巷尾》,1977年陈鸿烈导演、林青霞主演的《我是一片云》等等。

当我们看到这些五十年前甚至近百年前的作品焕然一新或者说恢复本来面貌时,或许会致意那些雕刻了时光的创作者们,但这些修复了时光的匠人侠客们也同样值得我们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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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示库房库存影片时,有几部影片片名也让我充满好奇,比如《观世音与海龙王》《孙悟空大战飞人国》等等,看海报上的宣传语“彩色宽银幕古装神怪大特技巨片”“雷门电影公司魔幻超级巨片”,不禁让我想到当下网络电影市场上的古装、魔幻、神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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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作为电影从业者,多了解电影史也会大有裨益的。 或许知道来路之途,也能知道去处之径。

比如这部号称“中国影坛有史以来耗资千万金元 第一部特技神怪灾难电影”——《战神》,它另一个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关公大战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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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这部作品是因为彭浩翔,他花重金买到了世上仅存的唯一拷贝,而后花百万余元在泰国修复了这部作品。因为这是他小时候看过的给予他启迪的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的导演陈洪民1982年还参与了一部名为《人蛇大战》的电影的剪辑工作,不知道2018年林珍钊导演的《大蛇》是否受这一部电影的启发。

后者作为网络电影在优酷上映,三个月票房分账破5000万,成为标杆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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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不禁生出一个疑问,那就是什么样的影片的胶片被保存和修复了呢?是像纪录片中导演连燕石自己委托的影片《丁兰二十四孝》吗?他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知道自己不仅仅是一个老头,还是一个导演。

那其他影片呢?难道只有靠从影迷变导演的彭浩翔这样自费修复《关公大战外星人》吗?这个疑问在《数电影的人》里同样被提出。

声音修复师蔡孟均在片中说:不想对这边的片子放太多感情,不是说我不喜欢它们,而是当你觉得一部片子比另一部重要的时候,对其他片子是不公平的。它 (胶片) 离开片库 (进行数位化) 是它唯一一次展现时机,有点悲哀的是,每次你进到片库,你一闻到那酸味你就知道,你面前的一堆胶片都快死了,而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怎样在它死之前,把它的资讯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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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困惑我在读《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时候也听到过:

电影资料馆的工作人员因而出于一种尴尬境地,他们不得不通过微薄的存片资金分配来决定哪些电影史证据要保留下来,哪些将永远舍去。

应该首先把优先权给予那些最有变质危险的硝酸片吗?

应该保存已确立地位的导演的影片,还是应该尝试修复那些被评论忽略的导演的作品呢?

电影史学家能从所谓某个时期的“最佳”影片的保存中受益吗?

资料馆的工作人员应该拯救有代表性的样片吗?

显然,每个决定都意味着有些影片要被埋没。这样一来,有些可能成为历史证据的重要作品便无可换回地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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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有一个纪录片导演杨力州曾经为金马奖五十周年拍过一部纪录片《那时·此刻》,将五十年来的一些电影作为拍摄对象融入其中,在他眼中“电影不是单纯的存在,而是跟历史、社会、政治、经济脉络,甚至流行音乐、流行服饰或饮食文化息息相关。”

甚至彼时不受重视或者没有好评的所谓烂片,通过历史的眼光,反倒成了证据或者档案一般的存在。

现在有不少人在重写电影史,或者重读电影史,想必也是发现我们的一些书籍并不能完全涵盖电影走过的历程。

比如陈凯歌的代表作《孩子王》在彼时只卖出了三个拷贝就名垂电影史,而那几年的票房冠军《大上海1937》《游侠黑蝴蝶》还有几个观众知晓呢?

行文至此,又想到伍尔芙在《普通读者》中引用的一段话,“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在我是高兴的事;因为,在决定诗歌荣誉的权利时,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也起着作用,但一般来说应该根据那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

以此作结,与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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