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原标题: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 这是新世相live的第22 -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上千万个二本学生走出校门。

他们求学,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也是中国大多数年轻人的困惑——

我在学校里一直很优秀,怎么一到社会上就不行了?

毕业后是应该老老实实打工,还是应该孤注一掷的创业?

限制我的,究竟是学历,还是能力?

成为高级打工仔和实现自我价值,哪个更重要?

新世相live 第 22 期,我们邀请到的是 黄灯老师和她的好朋友贾樟柯导演,他们 结合各自的电影语境和书中人物, 做了一场关于二本学生的对谈——

从电影语境到个体命运:

二本学生的人生浮沉

?点击视频即可观看?

在这场对谈中,他们各自聊了自己的电影和新书,也聊了一些和当下年轻人息息相关的话题——

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是如何被塑造的?

教育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去往大城市的小镇青年如何处理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自我定义中的种种标签?

展开全文

……

都是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困惑。

下面是他们具体的谈话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新的思考。

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主持人:黄灯老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写《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的?

黄灯:我对二本学生群体的关注,始自 2005 年进入广东F学院开始。

让我将目光转向学生的契机,来自 2006 年 5 月 17 号一次课堂的经历。

那天上课,一个女孩给我交了一篇作文《风》,里面提到了她的家庭情况,兄妹特别多,父母收入低,但因为父母还不到 45 岁,按照政策不能获得助学贷款。

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想到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孩子,竟然还在为生存发愁。

在我以前的理解中,当大学老师,主要就是写论文、做课题,按部就班地评职称,完成学校要求的教学任务,和学生的关系则停留在上完课就走人的想象中,但那次学生的作文对我触动特别大。

从此以后, 我调整了自己的视角,改变了很多认识,也逐步意识到,把眼光放在学生身上,是从教工作中特别值得的事情。

可以说,《我的二本学生》就是由学生推动而成的一本书,不像有些人说的“二本学生”是一个好的IP, 它就是我的日常生活记录,就是我和学生交流的一个见证,它不是写出来的,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

主持人:贾导是如何看《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的?

贾樟柯:这个书我读了之后感同身受。

书里的学生在这样一个年龄、这样的家庭出身背景,接受这样的教育,也借由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生活的机遇可能性究竟能呈现给他们多少,都是客观存在值得我们讨论的。

读这本书,对于我们有小城市、小乡村生活经验的人来说是非常矛盾的。这个矛盾在于不管二本还是三本,还是一本,教育毕竟是目前诸多机制里相对公平的机制;

但同时又有一些别的问题,如对人想象力、价值观的影响,还有一种很神秘的过往的一种出身血统论。

对于山西汾阳长大的孩子,我的心情特别矛盾、复杂,这绝对是应该关注关心、也不能轻易下结论的一件事情。

黄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开篇立意很广阔,不单是从教育入手,也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扩张入手,写了广东郊区大学城那块地价的改变,人们居住环境和形式的变迁。

全国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广东是经济发达省份了,黄灯发现了依然存在那样的贫穷。她笔下以她的学校为背景扩展出来的二本学生的群体,就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不但广东有,山西也有。

作为田野调查,她是带有对珠三角的观察来做的。实际上这个书里讲到了几个经济的快速发展期,2008 年之后有六七年是两个跨度期。

一个是高校扩张带来教育的产业化,教育的产业化里面的格式化、模式化更加的冰冷,更加的机械。

再一个经济总量的攀升,它把个人的塑造,带有温度的关于人才的培养,变成了一个大的工业机制。

它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在《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里面得到了细节性的呈现。

这个书有学者的视野,对宏观的经济、宏观的城市发展、教育的整个现状进行了综合的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书读下来很具有当代性。

当下我们正在发展的精神世界,塑造年轻人这样重要的未来群体的精神世界,是怎么被塑造改变的,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有所触及,有所感染。

黄灯:确实,写二本学生并不意味着我只关注二本学生,他们背后有一个广阔的中国青年群体,甚至全球化时代其他地方的青年身影。

二本学生不过是我进入写作和思考的一个基点,同样,广东对我来说也只是我观测的一个点。

我写作必须有一个抓手,我的学生和我所在的学校,包括我所在的城市就是我的抓手。

当然,中国年轻人群体特别复杂,地区差异也很大,整个社会变动又充满了偶然性的,我确实没有办法通过有限的个案,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

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主持人:两位是如何看待教育在一个人一生中的作用的?

黄灯:在我理解中,教育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事情,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教育更值得付出和投入。

在教学过程中,我有时仅仅付出一点点,但学生却能神奇地获得较大的改变,学生改变了命运,背后有可能勾连起一个家庭,而家庭的改变,又会暗中作用到几代人。

教育就像催化剂,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好的教育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我始终认为,人一辈子大多只有几十年,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少做些无聊的事情浪费时间和精力,我既然当了老师,并喜欢这份职业,有些理念就没有停留在想法上,也是这么做的。

贾樟柯:上大学非常重要。

《我的二本学生》写到了一个学生考研的故事,这个学生很罕见地一毕业就决定考研,家里供了三四年后最后考上了。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明大学这几年是非常重要的调整期。 大学毕竟有一个选择的余地,和空间,类似于一个保护。

当你在大学里面,对你未来职业的规划、或者即将从事的工作,不是很满意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是马上进入很严酷的社会竞选机制里面,去做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还是在大学里面通过再一次的教育,再来三年,通过考研,用时间换取空间?

很多时候大学教育是给我们一些没有太多人生经验的人,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这对重新理解自己,重新选择要做什么,认定自己的一个清晰的人生目标是至关重要。

以前我就有同学不肯毕业,一直读书。不肯毕业有两种:一种读书很顺手,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后,整个人生命的进步、生命的改变都靠读书来改变。还有一种就是不停地在感受自我,究竟我应该做什么?

重新选择成本最低的就是考学,试错成本最低的也是考学,从这个角度来说,读书确实给大家提供了再次选择的机遇。

第一次高考是一个惯性,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特别是贫寒家庭出来的孩子,都要通过它改变命运。

我是70年代出生,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鲤鱼跳龙门,考不上大学就是农民,就是农村户口,没有办法在城市生活的。

那时候在职业的选择上是没选择的,只要我不当农民,只要我能当个工人,我第一步就已经成功了。

但是可能那个孩子考一个中专才十五六岁,他如果能再选择,这里面是教育在持续发生作用。

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主持人:最近“小镇做题家”,“985 废物”这样的话题又火了,两位是如何看待这种话题的?

黄灯:其实小镇做题家,我没觉得有反讽的意味,听了有点辛酸。

一些智商特别高的年轻人,经过无数次考试,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再到重点高中,又进到重点大学,整个过程都是王者的荣耀,但到要和社会真实接触的时候,突然将自己命名为小镇做题家。

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些年轻人特别勇敢, 这种命名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审视,这是自我觉醒的第一步,我将此看做他们成长的开端,我倒没有像社会上渲染的那样,对年轻群体特别悲观。

人在整个青年成长过程中,有一段时间,自我价值认同会特别低,真的会有那么几年,觉得自己没用,一点用都没有,怎么走过这个坎儿呢?

在现有的条件下,一定要勇敢走出来,要跟社会接触,这样通过漫长学校教育获得的知识,才能有落地的机会,才能真正在实践中加速个人的成长。贾导说的那个不肯毕业的学生,觉得他们是在自我提升、自我思考,这是特别客气的说法了。

我了解的另外一个真相是什么?就是逃避。

很多年轻人害怕跟真实社会接触,害怕到单位去了,上午要打卡,下午要打卡,领导要找他开会,同事要找他麻烦,办公室关系要处理,又谈不到朋友,各种各样麻烦。

我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偏宅,他们愿意过简单的生活,觉得跟手机相处就可以了,所有的日常需求,通过网络就能解决,这种便捷,减少了他们和真实世界接触的机会,也客观上导致他们难以和更多的人产生联系。

我一个学生告诉我,他的很多舍友都在宿舍打游戏,并不如我们想象得很忙。

还有些学生会在作文里提到,中学阶段怎样突破父母的封锁,破解电脑密码,就是为了打游戏。 年轻人的成长,有很多角落是我不知道的,我尽管感觉有意思,但也感觉和他们的相处受到了很大挑战。

我时时意识到,不要想当然地给他们贴标签,世界已经变了,信息化时代,他们有他们面对世界的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跟我们70后一代,真的有很大差别。

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贾樟柯:仅仅是个做题家肯定是不够的。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工作都是有压力的,如果你一点抗压能力都没有,那确实没有这么一个理想的地方,都是有压力存在的。

我一个朋友在上海做制片人,他的团队有十几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其中有那么几个特别优秀。

有一天他就去找了一个年轻人谈,说我准备培养你当导演,下部戏让你做导演。没有想到那个同学说谢谢,我不要当导演,你为什么让我当导演,太累了。

这里面确实就有大家对自我塑造的一种认识上的差异,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就觉得给年轻人赋予重任,给他更重要的实现价值的岗位,是对他的关心。可能对于有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不想有这样的压力,觉得这对他是很大的负担。

这里面有群体性的特征,确实每一代人性格不一样,我觉得 60 年代出生或者 70 年代出生不一定能理解更年轻一代,他们对于自我的要求,对于自我的标准。

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是,个人自我的一个认定和塑造。在教育过程中一个自我的教育很重要。

不能是说社会告诉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能成为一个不躲起来的人、能够去承受的人,还是你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弱不禁风的人,这里面自我发生很大的作用,而现在正是个人化的时代,自我的教育就显得尤其重要。

主持人:最近我看还有打工人这个梗,两位是如何看待的?

黄灯:我不太了解现在网络流行的“打工人”。

按我的了解我觉得“打工人”是要打那个工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词接受度那么高,现在年轻人对世界的感知有特别的方式,一下子就引起共鸣,传播得特别快,比小镇做题家还快。

贾樟柯:我觉得标签化不是太好的景象。

虽然大家都有后现代精神,有很多自己消解减压的方法,实际上,这个世界跟人都是有多种可能性的。

我成长过程中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把自己标签化。当你被标签化,或者自己接受标签的时候你就被简单化了,你的潜能就被限制了。

二本学生就是一个标签,人生来平等,社会运转机制给你插了一个草标,不管小镇青年还是都市青年,这个草标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不需要的,我们用一生去抗拒它。

如果你是有意志力或者有创造力的人,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太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你能创造什么,你能做些什么。

我觉得自由的过程就是抗拒标签的过程。

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主持人:两位的创作中都有小镇青年的影子,都详细记录了某一个时代年轻人的生活,这种创作有没有什么共通之处?

黄灯:贾导的电影《小武》和《站台》我看了十遍以上。

那种原生态的画面感和对一代人精神世界的表达,对我冲击特别大。

他镜头下的图景,正是社会要大转型前的身影,时光一寸寸落在一代人身上,贾导就用镜头一寸寸耐心记录: 年轻人在那个阶段的迷茫,那种自尊,小小的叛逆,自我的坚持,都因为真实而触动人心。

小武的言行举止,抖腿的样子,抽烟的样子,看女孩子玩世不恭的样子,镜头都捕捉到了, 因为这些细节和皱褶,时代的气息和烟尘得以在镜头里保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印记也由此得以彰显。

我写《我的二本学生》时,由此受到很大启发,我时刻意识到,就算内心有一个大的思考,也 尽量不要用粗线条去扫描,而要尽可能地落在具体的人上,落在细节中。

而我之所以在写作之前,更注重一手的田野调查,除了非虚构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在生活中捕捉到独特的场景和细节。

有读者留言,说我写早亮妈妈在红薯地,跟自己儿子谈论广州房价时候的那种迷茫,因为太具有画面感,说我在煽情。

而事实上,这对我而言,不是在煽情,而是来自田野调查过程中看到的真实场景,我落笔的时候,始终记得夕阳西下,妈妈在红薯地翻着红薯,他儿子在旁边抖动红薯藤的样子,我甚至还拍了照片。

尽管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认为这个场景过于陌生,但恰恰是这种陌生感,让我感受到田野调查的必要和它所蕴含的丰富性。

一个作品是否立得住脚,一个人的成长靠什么支撑,都需要具体的经历和细节来落实。

二十年过去,现在回过头去看《小武》《站台》,我特别感谢贾樟柯,因为坚守了一种诚实的品格。

通过镜头将一个时代的滚滚烟尘铭记下来。很多东西在大转型中早已不见踪影,但却因为艺术对生活的尊重,让我们能重回过去的时光。

除了影像,那些流行歌曲、街上大喇叭的声音、闹哄哄的市声、迷茫的青年的嚎叫,现在看起来, 甚至都是最原始的档案资料,它从一个侧面不经意中保留了对时代的记录,还原了真相层面的精神素质,是一种真正的非虚构精神。

贾樟柯:我是 90 年代末开始拍电影的,今天回想起来,90 年代整个中国电影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就是真实。

在世界电影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个历史阶段,从观众到创作者,把电影中要出现真实生活提到了信仰一样的高度,它是很罕见的,也是非常珍贵的。

为什么 90 年代末那样强调真实?我觉得它呈现了那个时候整个文化的需要,整个国民的一种需要。

过去我们面对了太多不真实的东西,这个不真实的东西是综合地发生在一起的,比如说那种很虚无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或者对生活的美化和装饰。

矫饰到了电影里面小到甚至一个道具,大到一个情节,它必须被赋予某种美。这种美是人工的,是诸多细节拼凑起来一个社会心态。

我们当时希望中国电影和文学能够回到真实, 真实其实是一个很低的标准,真善美中真是基础,不管用什么模式,诚实地面对生活是最基本的要求。

从 90 年代对于真实的一种突出需要开始,这些年我们对真实的理解更加深入。在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作者,为什么会忽略作者?

因为他们真实存在,就像《我的二本学生》写的这些人物,他们都是存在的,不是想象出来的,都有录音,都是黄灯的学生。

他们确实都存在, 所以没有创作经验的人,觉得真实本身就是存在的。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没有艺术家、作家的转换,没有他们对于事实的发现,当这些事实只是客观存在,没有被转换成文字、转换成视觉、转换成银幕形象的时候,事实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没有形成意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90 年代以后, 大家对于真实的认识一直在探究,现在我们可以接受真实背后的创造性,这是文化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使我们更加靠近写作的秘密和创作的灵感。

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小地方出来的年轻人,输在哪里了?

主持人:故乡,出走,对于故土的回归,也是两位创作中常见的话题,两位是如何看我们和自己故乡的关系的?

黄灯:故乡首先就是我们的来处。

你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内心受到很多折磨的时候,觉得没有办法疏解的时候, 故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一片土地。

不管你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永远是故乡的孩子,这种感情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

不管你在城里混得如何, 在故乡的那个角落,你内心宁静感的获得,完全外在于当下单一的功利标准。

一个有故乡的人特别幸福,去年参加了贾导的吕梁文学季,我感受到一个人无论走得多远,只要回到故乡,内心立即就会被一种特别饱满、真切的情感所充盈。

我离开老家已经三十多年,家里的房子都已坍塌,原来一家人都以为再也不会回到那个破败的村庄,但我发现对父亲而言,那就是他生命的根基,对我们而言,也是生命的源泉, 所以在回不回去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的权衡,很快就决定,还是要回去。

贾樟柯:我最近这几回老家生活了,在山西待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大部分人的故乡都是小的城市和乡村,因为我们中国的发展是这么来的。

故乡对我来说故乡是很具体的,首先就是人际关系。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除了同学、同事,我在北京是没有亲戚的,从来不用祝寿,也不用给孩子过满月。

但是,这都是人生很重要的一种体验。

我回了故乡以后,就经常去参加婚礼,给人祝寿,一会儿堂兄弟孩子结婚,一会儿表兄弟孩子嫁人, 整个家庭生活是充裕的、饱满的,完全生活在血缘关系之中。

我们在城市里,是生活在一种后天的友情或者职业带来的一种感情里面,但是血缘的感情生活只在故乡才能有。

其次是语言。

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交流都是用普通话,我回了故乡之后,我都用无意识的母语思维。

我的疼痛感知,表达所有的情感用我的母语来表达,那里面是自带放松的。在母语中你对所有信息的辨认是非常灵敏的,准确的,它不会不安。为什么我们在陌生的地方就会不安?因为我们对很多信号、声音、视觉、图象的信号是陌生的,所以就紧张。

可是回到了故乡,闭着眼睛听一个声音就知道它是什么,来自何处。中午睡午觉,远处有一个广播声,我能知道是部队的声音还是电影院喇叭的声音,完全能判断。 那样的视听环境里每个人都是非常放松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味道,五官感受很重要。

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故乡土地的味道究竟是什么,但你绝对在可以闻到那个味道的一刹那,就知道回家了。

故乡是你睁开眼睛成为人的第一束光,云南的光跟山西的光跟河北的光肯定不一样,熟悉程度不一样。

因此故乡是生理、情感、物理综合到一起的、丰富多元的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认识到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所以也带来了我们对于小城市的一种标签化。

小地方来的,没看过什么书,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故乡不单是这些问题,还包涵个体生命的信息和内容。无条件溺爱自己的故乡,跟无条件地不加反思地排斥自己故乡都是极端的。

故乡是丰富的,有你一生需要去爱的东西,也有你要用尽一生去抵抗的东西。

主持人:最后聊一个轻松的话题,两位在自己的生活和成长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广东或者粤语文化的影响?

贾樟柯:我很喜欢广东

我是 70 年代出生,80 年代所有现代化的东西和信息都是从广东来的,录音机,粤语歌,霍元甲,我们当时看的日本连续剧《血疑》,都是广东话剧团翻译的。

珠三角那时候非常令人向往,电影《站台》里面有一个细节是电子表,去广东探亲的孩子回来,带回了第一块电子表。我们第一次发现表可以不响,以前都是卡塔卡塔响的。

广东在改革开放所具有的这样一个前瞻性的窗口作用,对于内地青年来说吸引很大。那时候广东被称之为花花世界,代表新的机制,新的音乐,新的生活方式。

接下来慢慢开始有录像了,我们对于山西有什么武术家不知道,但广东黄飞鸿家喻户晓。香港的武侠片也来了,通过那时候的录像厅弥补了我们对于古代知识的了解不足。

我们山西说的鞋跟广东话是一样,都是古语,来自于远古先民,这里面有一种神秘的亲切感,听广东话的歌和对白很喜欢。

接下来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广东跟中国辛亥革命、跟中国近代革命有密切关联,也就很难不对广东抱有一种持久的向往。

黄灯:我在广州生活了 18 年,比我在故乡待的时间都长。

广州对我们70后一代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我记得 90 年代初期念大学时,学校有一门选修课,是学粤语。街上到处都有磁材, 书店里面也有速成的粤语教材,专门教内地人怎么讲粤语,内地学生都知道,如果毕业去广东找工作的话,会说粤语的人,选择余地会大很多。

可以说,我们看的电影电视,讲粤语的很多,听的歌曲,粤语歌也很多,这些都构成了一种真实的语境。

对我来说,广州就是我青春时代的真实背景,它不是地域意义上的所在,而是整个社会转型期非常重要的节点和载体。

八九十年代,没有一线城市这个说法,也不存在北上广深这个排名,北京在人的印象中是比较土的地方,上海那时浦东还未开发, 深圳正在野蛮生长,广州是一个汇聚了各类新潮、时尚的开放城市,她自信、淡定、在古老的历史中散发着改革初期的青春。

70后一代,最向往的城市是广州,但现在,在城市的格局变动中,它显得稍稍落寞,尽管如此,就像青春一样,广州从不曾说起她的悲伤。

我不否认,我的南方经验,也是滋养我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一个隐秘动因。

最后

以上就是 新世相live 第 22 期的全部回顾了,下一期我们的嘉宾名单和主题也在进行中了。

你有什么想要去现场看的嘉宾或者讨论话题,也欢迎在文章下方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见~

撰稿:宁宁

责编:cassie

“要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就业工具”。

——黄灯

0 条评论

目前没有人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